二是强调重新认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定位个人权利。
第一，法治意涵多义性与法治内在规定性的关系。首先，对外在法治资源的吸收与汲取方面，我们应当更多地聚焦与本国法治建构更具契合性与相关性的领域。
即使采用其他语词表述，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国体的核心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32而在后者看来，偏执理想主义法治观的弊病与此异曲同工。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特别提到落实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即彰显改革者虽已看到源自中国古典与革命法治传统的信访制度隐含现代互动法强化沟通的精神，但实际上对于终审裁判的稳定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更不利于审判中心政策的落实，因此纵使难以割舍，也要把这部分法治元素优先落实。64在2015年7月3日召开的第十届中国法学家论坛上，顾培东将法治的中国特色概括为八个层面，虽然全面系统但却多少显得冗繁（发言稿内容参见注释35）。套用阿里夫·德里克的类似表达，21我们并不反对法的现代性，更不会如偏狭民族主义那般执拗地反对法治，相反，我们只是意在将现在仍被单向度诠释的法之现代性进行健康的祛魅（disenchantment），将其真正地地方化、历史化与问题化，以求最终在当代全球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成就我们自身文明的主体性。
55参见郑永年：《民主，中国如何选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3—95页。而为何建构，针对的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如上所言，设若具体系属在特定案件的适用中偏离了原则性系属的指向，其法律适用如何救济。
具象而言，设若我国第21条立法中的阶梯系属通过系属内部的补全，最终形成如下系属阶梯：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婚姻缔结地法。即便要作适当的变通，也应考虑作为身份行为的涉外结婚之传统本座即婚姻缔结地法。因为革命前有关涉外侵权关系的法律适用为侵权行为地法，这一系属在实践中被证明其所导致的选法结果不可接受。[22]尽管存在争议，但仍有文献认为我国《永徽律》中化外人相犯条属于冲突规范。
因此，如果从法律选择需要实在的法定依据看，法院地法的适用在此种情形下于法无据。如此来看，在所附条件也仍然不能满足的情形下，婚姻缔结地法将是最可能的终端系属。
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的构造中，最后一环系属并非唯一确定的，因为涉外结婚至少具有两种可能：或者当事人在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缔结婚姻。这虽然也是一种解题思路和方案，但它却开启了更不确定的法律适用道路，因为对于国际惯例本身的认定和查明，是一个更为复杂、开放的难题[8]。然而，后一种情形，虽然少见但逻辑上存在、实践中可能，就无法确定应该适用的法律。五是作为法无规定时的法律适用补白或兜底(Gap - filler)。
换言之，第41条所设定的选法阶梯即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法，以及其他具有类似选法系属的条款，只要当事人在第一位序中以否定式方式排除作为第二位序的最密切联系地法，就会出现选法的死点。完，意指完全，它解决的是法律选择的全面问题(量)，不留立法死角。在四种承接方案中，最密切联系和国际惯例两方案具有实在的法条依据。第21条并未单独根据婚姻缔结地确定法律适用。
简言之，该条建立的法律适用位序是：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应在维持最密切联系作为补缺性系属的基础上，增加原则性系属、矫正性系属，以及作为法律适用终端的补救性系属，建构出前后呼应、彼此协同的系属体系，实现系属的体系化改造。
如果折中考虑合理与效率，第21条的残缺系属似宜作如下安排，即在现有立法设定的上游系属的基础之上，再承接上共同住所地法＞婚姻缔结地法，或直接承接婚姻缔结地法。不过，在我国海上保险司法案例中，我国法院曾经根据冲突法性质的国际惯例即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所在地法律来确定法律适用，这就为冲突法性质的国际惯例的存在提供了实证支持。
立法应当具有前瞻性和能动性，它应当预见尚未、但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预留解决之道，而非被动地对现实问题亦步亦趋。需要指出的是，一条冲突规范只有一个系属，但系属却可以包含若干个连接点。就其适用无依据的视角看，它属于实践的跳跃。由于第41条所设计的阶梯系属意思自治＞特征履行或最密切联系已经属于一个收敛性系属，因此并不存在系属残缺及其补全的问题。[9]关于是否存在冲突法性质的国际惯例，学术上有过争议。需要指出的是，《法律适用法》第21条是非收敛性的，它正好属于阶梯系属构造上的第二个问题。
通过逻辑案例的层层追问，我国系属体系在法律规定上凸显出诸多缺漏。二是作为适用第三国强制性规则的指引(Mandatory rules of third State)。
See Symeon. C. Symeonides, Codifying Choice of Law Arou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p.286. [14]如关于我国的法律规避禁止制度，就仅限定在双方单边规避我国法律，且规避我国法律中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范围之内。1980年CISG公约即允许买卖双方排除公约的适用。
抽象地考虑特定系属的合理性也并非不可能，萨维尼在为法律关系配置本座时，尽管需要根据特定法律关系或问题具体地考虑本座，但贯穿这些合理性考虑的一个抽象理性标准就是当事人的意志服从。这事实上对拟启用的尾端系属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 1.形式上应连续，显然这就排除了上游系属业已使用过的具体系属，否则形式上就会形成逆向的循环结构，产生法律适用的死结。
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仅是所选之法不适用。从逻辑角度言，此种体系化应当是符合完、善双重要求的体系化。简言之，婚姻缔结地法是立法上呼之欲出而未出的、言未尽意之处。再次，并无原则性系属提供一般指导。
一方面，针对涉外结婚条件而言，《法律适用法》是有规定的，这就是第21条。如此，该条凸显的问题及其倒逼出的这两种合理解决方案，也就从不同的角度提示了我国冲突法系属的体系性缺陷，以及解决此种缺陷，走向系属整全性体系化的出路。
这就实现了合理与弹性的两全：一方面各系属无论如何始终具有调整或解决特定法律关系或问题的理性，另一方面各系属也赋予司法者适度的选择空间，免于在单一系属指向的法律与特定法院地法的逼仄空间进行没有选择的选择[6]。另一方面是因为婚姻缔结地法从历史角度看，既是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古老选法原则的现代传承，也是我国立法曾经采用的系属，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际社会规范涉外结婚关系的主流做法。
第21条阶梯系属的上游系属之设置的确贯穿了最密切联系的降序考量：首先，涉外结婚条件问题关涉到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及其导致的财产关系。因此，本案中，受案法院事实上是对第21条的系属进行了能动的司法续造，即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婚姻缔结地法，最终受案法院适用婚姻缔结地法有无法可依之嫌。
它增强了法律适用的密切程度，相对于单一连接点选法方式而言具有更高的法律适用稳定性。该条因此凸显的是我国冲突法的系属立法在整体上的体系性缺陷，要合理且依法地解决所涉的问题，就应当对最密切联系的适用前提进行扩容，使其兜底补救适用于所有规定和有所规定、但未穷尽的情形。如此，本案就不属于最密切联系兜底适用的情形。就此，主要有两种观点：有将系属与连接点等同者，如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不仅如此，从第21条的表述看，它有很明显的选用婚姻缔结地法的倾向。问题的无解是依据层面的，法理上问题总是有解的。
因此，本文所述系属的体系化也可视为是连接点设置的体系化。此外，对于那些立法认定具有强弱对立格局的涉外民商事关系，为合理保护弱者而专门设计的法律适用系属即有利于[13]，也不应通过赋予最密切联系以一般原则地位的方式将其最密切联系化掉，抵消立法苦心孤诣地据之重构的强弱新平衡态。
从《法律适用法》第21条的规定及其适用来看，最紧要的不是如何解决一个具体的案件，而是如何解决一个一般方法论的问题，即我国冲突法立法需要一个兜底系属。其不合理性则在于，导致具体规则的形式化适用，并使法律适用及其结果偏离了法律选择的合理考虑。